欢迎访问开国元勋网! 共产党人  |  关于我们
您所在的位置:主页 > 缅怀 >

章含之因为不懂“越俎代庖”而被周恩来批评

新闻来源:党史 总编:李铁成 主编:张金刚 责任编辑:王熙 人气: 发布时间:2020-01-17
摘要:原标题:领袖身边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,左二为翻译 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外事活动,总是有翻译这样的中间人。他们很少被关注,但其作用非常重要。 毛主席没有催促我,而是点...

原标题:领袖身边的“重要人物”

  毛泽东主席会见外宾,左二为翻译

  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和外事活动,总是有翻译这样的“中间人”。他们很少被关注,但其作用非常重要。

  “毛主席没有催促我,而是点燃一支香烟,静静地等我”

  1957年5月初,作为中国首批派往阿尔巴尼亚的留学生,范承祚被提前调出担任外事翻译,陪同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访华。“这是我国在高层外交场合首次将阿尔巴尼亚语翻译成汉语。”范承祚说道。

  1957年5月12日,旭日初升之际,范承祚接到通知:“今天,毛泽东主席要接见阿议会代表团,你任翻译。”听到这一消息,范承祚既欢欣又紧张。

  在中南海丰泽园,一身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微笑着挥手欢迎客人。其间,毛泽东不时注视着范承祚。他发现,译员是陌生的,译员讲的外语也是陌生的。忽然,他转身问范承祚:“你说的是什么外国话呀?”显然,这位对于俄语、英语乃至法语都比较熟悉的开国领袖,对范承祚讲的“新鲜语言”发生了兴趣。范承祚答道:“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。”毛泽东又好奇地问:“你的阿语是在哪里学的?”范承祚指着位于上座的时任阿尔巴尼亚人民议会主席马尔科,再次报告:“我是在他们国家学的。”毛泽东听后很高兴,郑重地向马尔科说:“谢谢你们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。”马尔科当即激动地说,他们珍视毛泽东的这句话,将立即汇报给阿最高领导人。

  上世纪60年代,中阿关系不断升温,范承祚为毛泽东做翻译的任务随之增多。给毛泽东当翻译,有难亦有易。最初碰到的“难”是因为在伟人面前感到紧张,导致“肚里有,嘴里倒不出”。另一“难”是,毛泽东谈话严谨,有时会引经据典,译起来不容易。

  谈到“易”,毛泽东曾两次帮范承祚解决难题。1957年,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议会代表团时说,“殖民地人民要敢于打倒新老殖民主义,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,不在乎玉皇大帝。”听到这段话,范承祚愣了一下,不知如何翻译才好。他对毛泽东说,翻译“孙悟空”,我没有把握。毛泽东微笑着为他做了一个注脚:“你就说孙悟空是中国神话里的猴王,足智多谋、力大无比,玉帝及其派去镇压的天兵天将对他亦无可奈何。”就这样,毛泽东帮范承祚解了围。

  还有一次,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,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,引用了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的诗句,形容两国关系。这次,范承祚不是不会译,而是要争取译好。大概停顿了30秒,他才译出。

  在场的阿尔巴尼亚客人听完后,气氛顿时异常热烈。见此情景,毛泽东好奇地看着他。范承祚说:“因为您引用的是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,我不敢只把意思译出来,而是花了一点时间,用了诗的韵味,效果似乎不错。”对此,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认可。迄今,范承祚还记得那几十秒的情形:“主席没有催促我,而是擦一根火柴,点燃一支香烟,静静地等我。”

  1965年6月,周恩来访问阿尔巴尼亚,范承祚现场翻译

  因为不懂“越俎代庖”而当场被他批评,“怎么不懂这些?要加强学习了”

  “冀朝铸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,腿一直在发抖。”过家鼎满面笑容地说到自己的朋友。1962年31岁的过家鼎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,就见识了周恩来对翻译工作的严格要求。

  周恩来听得懂英文,常常会当场指出翻译上的错误,有的翻译第一次为周恩来工作甚至晕倒。过家鼎说他虽然紧张,但觉得自己不会有问题,结果第一次还是出现了失误。“周总理向外宾介绍身边的赵朴初是一位‘居士’,我就愣住了,译不出来。”周恩来当场给过家鼎介绍了什么叫“居士”,又告诉他回去要研究如何翻译。翻译结束后,领导告诉他,周总理对他还算满意,就是说了一句“知识面窄了一点”。周恩来嘱咐外交部专门为此出简报,要求大家扩大知识面,不能单纯学习语文知识。

  这以后,过家鼎才慢慢了解周总理和别的领导人不一样,在和外宾说话时,他基本上不酝酿下一句话,因为他早就都打好了腹稿,“他说完一句话就会注意地听翻译,看翻译是否准确”。章含之说她帮总理翻译,也因为不懂“越俎代庖”而当场被他批评,“怎么不懂这些?要加强学习了。”

  周恩来常考翻译,经常在会见前讨论哪个词怎么翻译,有时顺便把今天要谈的主题事先通报给翻译,让大家心里有数,“要求是很严格,但是他很尊重人,始终把我们当同志来对待。”

  周恩来在细节上非常注意对翻译的尊重,过家鼎还清晰记得当时各国翻译的不同待遇:许多国家的翻译是雇员身份,宴会上不入席,一直像招待员一样站着,有时要奔走传话。有一些国家的随从甚至跪着服务,而周恩来都要求翻译坐在他身后,在出席宴会时,要求他们坐在身边。出访亚非十四国时,东道国一般按自己习惯,不给翻译安排席位。“总理叫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去和对方交涉,一定要把翻译安排在他身边。”在当时尚还属帝国的埃塞俄比亚,冀朝铸和过家鼎分别坐在周恩来和陈毅身边,对面全是皇室成员。那场面过家鼎一直清晰记得,“看得出对方很吃惊,但是这样一来更尊敬总理。”

  邓小平在宴席中做了“暂停”手势——“让翻译吃点东西”

  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。在她的印象中,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。

  1978年,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访。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,问题都安排好了,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,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。而第二个国家是开放提问。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就都来了,招待会上的问题有些尖锐。“后来邓小平跟我说,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,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。”

  一次,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,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,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,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。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,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“暂停”的手势——“让翻译吃点东西”。

  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,由于交谈甚欢,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,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“goodbye”。这是翻译高志凯印象中,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。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,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“再见”—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,邓小平扭过头来,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“再见”。场面十分有趣。

  邓小平说的是“四川普通话”,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了,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:在四川话里,四、十不分,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,施燕华一般用猜。“如果我觉得是四,就说着‘四’,同时伸出四个指头,如果不对,他(邓小平)就会说‘不对,是十’。”

  “实际上,在每一次接到任务之前,我们都会做大量准备工作。”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介绍,首先是各种背景知识的准备,如来访元首的背景、国家的背景、来访的目的,中方的基本立场等。另外一项,则是词汇的准备。而且,“台前”看上去只有翻译一个人,其实这些内容都是背后团队一起准备的。

  还在翻译室的时候,张维为和同事陪领导人出访或是会见外宾归来,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实战中不太好翻译的地方。“比如李先念说过的‘甜酸苦辣都尝过’,怎样翻译更好更规范?”一般的做法,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交给翻译室的老审校,由他们最终确定具体的译法。所谓“标准答案”出来后,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。

  (《新湘评论》2015年第10期)